限制投机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金融的流动性能够极大刺激实体经济的活力。但是过度的流动性则是投机的盛行，是社会和实体经济的“摇头丸”，需要加以防范和限制。
德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十分明确，以实体经济为主导，湿度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虚拟经济，但不会本末倒置。与西方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很“落后”。2012年，德国股票交易额占其GDP比重的34.7%，显著低于美国的132%和英国的95%，也低于中国的~80%（沪深股市+香港H股+在欧美上市的中国公司）。
从间接融资看，2014年德国国内信贷投放额占GDP的比重为141%，远远低于美国的245%和日本的374%，低于英国和法国，也远远低于中国的251%（渣打银行2014年6月数据）。
德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特点显示了其实体经济发展内延式增长能力强，厚积薄发，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增长的依赖度低；同时也体现出其资本利用的有效性和金融运转的高效率，既保证了企业的资金需求，又控制了资金的用途和效率，较少为坏账和呆账所困扰。
同样，与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政府的基建投资、卖地和房地产业不同，德国的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稳健和有序发展。德国房地产业增加值是五大发达国家中最低的。2001-2014年，德国新房房价年均涨幅为2.3%，二手房房价年均涨幅仅为1.4%，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从收入房价比来看，即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多少平方米的房屋，德国是15-20平米左右，英国、日本、法国是10-15平米左右，都低于德国。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实体经济必须是经济的主导，而虚拟经济只能够成为辅助手段。但是现在中国市场上大肆鼓吹虚拟经济推手盛行，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大师们所鼓吹的的各种“金融创新”，大多数是利用自身聪明的头脑，利用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设置复杂和单方面有利的游戏规则，利用大众贪婪的心理，做下的各种局，让无数的无辜者前仆后继地被套牢、被血洗。
质量致胜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欧洲经济也是哀鸿遍野。但是诡异多变的经济风浪中，唯有德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欧元区“定海神针”。“德国模式”或“德国奇迹”究竟胜在何处？除了德国务实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外，坚实无比的制造业成为其抵御欧债危机的铜墙铁壁。无论是德国的汽车、火车、还是轮船，无论是道路、桥梁还是机床，无论是钟表、炊具还是工具，“德国制造”都代表着坚实、可靠、一丝不苟和安全，代表着无往不利。
虽然同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与廉价，不可靠，仿造，山寨，缺乏创新，高能耗，高污染等难脱干系，与制造业强国相去甚远。“中国或许是世界工厂，但是德国公司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 德国管理学思想家赫尔曼·西蒙对对此总结说。
在历史上，德国制造也曾经是低质量和廉价品的代名词。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带有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in Germany”，希望以此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区分开来。
一百多年后，“德国制造”早已从“低端复制品”成为誉满全球的高档商品的象征，其秘诀就是全民对于质量意识的认同，严格的工业标准，务实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
德国人对于质量的认同是“用一辈子”，“可以传代”，与销量和是否赚钱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我国被视作奢侈品的很多生活用品，在德国则是家庭必备的生活必需品。
中国目前的GDP导向与质量至上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百年老屋”、“世纪工程”都无法给执政者带来反复投资和和反复修建虚高的DGP，影响了“政绩”，也影响了被上级重视的程度和被提拔的速度。同样，“传家宝”式的高质量的商品也由于价格较高而影响了商品推销的速度，以及被用坏后重复购买的数量。但是，德国商人重视的是为使用者带来的价值，是产品的声誉，并不是快钱和昧心钱。以笔者来看，中国需要从数量经济转变为质量经济，首先就要改变GDP的思维方式。
德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8和19世纪的机械制造为“工业1.0战略”；20世纪初的电气化为“工业2.0战略”；20世纪70年代自动化和模块化生产模式为“工业3.0战略”。随着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高度融合，德国政府力推新工业“工业4.0战略”，即在制造领域，产品制造工艺将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软件与自动化技术的深度交织产生新的价值模型，全面实现个性化定制和交付。
中国的工业同时面临德国工业3.0和4.0改造的艰巨任务，但4.0必须是在3.0的改造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超越。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在中国的农业还没有完成规模化和标准化基本建设和改造之前，还没有实现农业的1.0和2.0之前，就有人开始在鼓吹中国农业4.0的概念，实在是脑洞打开，想象力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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