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来，世界经济从来没有真正走出过危机。

这是传统产业不断被新兴经济冲击的危机，是僵化的产业结构被调整过程中不断挣扎的危机，是固有的观念和市场的游戏规则不断被彻底颠覆的危机。

为了应对危机，美国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重振实体经济；德国不断做强和升级产业，加速工业4.0的进程；中国则不断加大基础投资和建设 – 

换来的是四万亿的砖头、瓦块、水泥和更加过剩的产能。

传统的金融家玩公债、玩政商勾结、玩内幕信息；传统的资本家购置新机器、培养熟练技工；传统的地主老财则一味置房子置地…。他们对于未来经济的走向判断不同，对财富的理解不同，发力点不同，思维境界也不同。

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N座大山”的压力山大的语境中，愚钝的人实在难以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刻内涵。

***

如今，各种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伴随着创新、泡沫和欺诈向我们扑面袭来，让我们兴奋、困惑和是非莫辨，并进而让我们惴惴不安。

创新即可以产生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可能伴生随处潜伏的风险。

 “金融创新”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时候是伪命题。仅仅放松一些金融垄断，就已经可以产生几何倍级的产业红利。

 只要看到琳琅满目的“金融创新”都瞄准信息和知识不对称的散户，我就有正当理由怀疑其不正当的动机。

 “金融创新”往往是以“劳力者”又不甘于劳力者的伤痛堆积起来的“劳心者”的红利。

 不劳而获的贪欲是各种金融欺诈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价值观源泉和深厚群众基础。

***

传统的实体经济，按部就班的管理思路和中规中矩的企业文化被泡沫经济所挤压，并逐渐被主流意识所抛弃，让人感到发自肺腑的无奈。

 “我们并没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诺基亚CEO奥利拉在被微软最终收购时的一句名言，让传统的产业的大咖们泪流满面。

规模导向是西方传统企业家的擅长，政策导向是中国众多企业家的追求，而越来越快速变化的消费导向和引导消费才是新经济的真谛。

这不是经济运行和管理思路的演变，而是消费意识和价值观的代沟。

“领先”只是一时的状态。一旦固化则意味着僵化和渐被落伍，意味着将被淘汰出局。

无所谓对错，只有是否接受，是否适应和是否能刷出越来越强的存在感。

穷则思变是落伍者的马后炮，未雨绸缪才是主动求变的精髓。

***

农业在欧美早已是过剩和被边缘化的产业，形同鸡肋；在南美则是出口导向的创汇型新星，方兴未艾。把农业看得如此重要只有亚洲和非洲的难兄难弟。

童年忍饥挨饿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人口增长的压力日趋紧迫，加上“泛阴谋论”大行其道，农业自然成为这些国家的保险机制。

 开足马力大量生产粮食是战略需求，去产能、减库存也是战略需求。没有战略思维的人对于善变的战略自然要顶礼膜拜。

 “不要让农民太吃亏”，意味着还是要让农民少许吃亏 – 颇有劫贫济富的豪爽和给娃留两个馒头的慷慨。

资本家们及其代理人整天想的是如何少吃，如何减肥；而“吃饱、吃好”则还是小康社会的浅薄追求，是穷人世界的精神会餐。

 在还未能实现“食物自由”的社会中，“吃货”永远是令人神往的任性。

***

在农业领域，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网路技术、跨界技术的综合应用等比以往更具颠覆性。农业已经不再是农业人展示情怀的自留地，农业领域传统的慢节奏打法难以为继。

 “门口的野蛮人”不仅逼近了万科和联想，也让先正达，杜邦、陶氏等传统大鳄寝食难安。

按部就班的勤勉不会永远是安身立命法宝，农业再也不会是金融资本的死角。                                    

十八亿亩耕地及其衍生出的土地和农业金融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块蛋糕，谁抓住了它，谁就抓住了未来经济增长和财富的脉搏。

***

并购和整合虽然隶属同一主题，但内容截然不同。并购产生规模，整合产生效益。

规模并不能一定致胜。“规模效益”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高开低走”：在初始阶段规模效益明显；达到市场的前三名则开始滋生僵化与官僚；达到垄断地位则产生负效应和无可避免腐败 –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 

没有互补性的并购产生减值，没有整合能力的并购是忽悠股东。

在非成熟的产业，规模化所带来的红利显而易见；在成熟的产业，创新才是更为紧迫的命题。

并购是长肉 - 虽是赘肉，也利于抵御寒冬；整合是健身，各机体组织充分调动和高效利用；创新是开智，是学霸、老炮和大咖们的江湖。

***

多元化是分散投资和经营风险的防守策略，在中国常带有投机意味，但不是富有进取心的成长战略。

专注是更好的战略成长策略和工匠精神。

快速成长的背后往往是浮夸、缺素和昙花一现，基业长青是幻想。

 工匠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产业哪里来的“工匠精神”。

***

社会如果缺失了真善美的信念和道德坚守，神马都是浮云。

价值观的修复比技术创新更重要，更紧迫，也更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