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百废待兴。低收入曾经是中国社会不得已的状况和发展制造业并扩大出口的利器，藉此来拉动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中国正从“一穷二白”的短缺经济向“小康型”的过剩经济过渡。与经济发展走向和阶段相适应的应当是劳动者收入的逐步提升，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现行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严重制约着劳动者的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同步增长和实际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贫富不均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运行效率的降低。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是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拉动的模式。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其问题很多。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它的直接后果是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和造成环境的破坏，而其所生产和提供的仅仅是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同时，这种经济模式大量消耗人口红利，提前预支劳动者的健康，大多是这些国家饮鸩止渴的无奈选择；

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这种由“大政府”和凯恩斯主义者主导的投资，由于知道无法在实际产业上进行有效投资和管理，所以这类投资大多是在基本建设上。这种投资大都只能达造成一次性投资效果，而无法产生投资 – 收益 – 再投资 – 再收益的叠加效应；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造成严重的“国进民退”，经济比重失调，而且无可避免地会产生进一步的市场和资源垄断、低效和腐败，经济的整体运行质量下降。

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基本要素的完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向主要依靠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转型，因为大产能对于小（出口）市场的依赖过高将存在巨大风险；而内需则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只有提振经济“内循环”的比重和经济运行的流畅性，才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沛的动力。。

内需的扩大和运行的流畅性的前提有两个：

第一，广大劳动者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它包括：

劳动者的收入的增加会刺激消费行为，并成为其它产业和服务业的收入；这部分收入会转变为下游产业及其劳动者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入再生产和再流通。如此不断循环，可以产生反复叠加的效应；

通过降低税收，还利于企业，还利于民。不言而喻，企业自身投资决策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高过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

减少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现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支出的决策权主要都掌握的政府手里，过时和过高的税收体制严重束缚了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通过政府行为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其问题是：第一，效率低下；第二，大多只能产生一次性的拉动应影响，效果很差；

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是劳动者素质提升的物质保障，同时也是产业升级的前提。产业的升级不仅仅是现代化设备的应用，更是管理思想，技工素质和工匠精神的综合体现。“工匠”不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和职业尊严，产业如何产生和光大“工匠精神”？

劳动者基本收入的保障和体面生活是建立商业诚信和社会诚信的基础。在一个普遍为衣食住行担忧的社会，社会普遍的诚信和高尚的情操只能是空谈。

第二，消费信心的建立。

劳动者的收入变为消费行为，必须是消费信心的额建立，这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落实的力度和执行的诚信度。因为对于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担忧，劳动者收入的很大部分被沉淀和储存起来，没有被转化为消费行为。消费的欲望被抑制，“内需”的总量被挤压，经济运行的流动性被阻滞，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同时受到伤害

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多方面问题的纠集：是产业结构的问题，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是国企对市场准入和优质资源垄断问题，是土地财政和负债过高问题，是产业赋税过重问题，是银行不良贷款过多问题，是泡沫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挤压问题等等…。某些官员和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的下滑归结为人工成本增长过快、加重企业负担，完全是本末倒置，颠倒黑白。

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也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更应该成为未来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转型的支撑点。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准。脱离的目的的手段便是无效、无聊和无赖。在中国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在中国经济急需转型的时候，在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处于世界最低端的时候，在中国贫富差距还在扩大的时候，还在鼓吹中国劳动者低收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在耍流氓。